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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早年推崇胡适,因何晚年转为批判:21世纪再替他恢复名誉吧

发布日期:2022-06-19 12:09    点击次数:107

前言

1918年6月,毛主席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,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,他第一次到了北平。在杨昌济的帮助下,青年毛主席进入北大图书馆做事,自此开始和胡适有了或多或少的交集。

可以说毛主席早年时期受到胡适的影响很大,而胡适对于青年时期的毛主席也颇为赞赏。曾经有一位逃到台湾的北大教授说过,他当年是亲眼看着胡适一手将毛泽东提拔上来的。

“我非常钦佩胡适的文章,一时成了我的楷模......”

“《新青年》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,由陈独秀主编,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,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,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。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,一时成了我的楷模......”

以上这段话是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同斯诺讲述早期经历时的一段话。胡适和毛主席在北大相遇时,两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

胡适当时已经成名,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,每月能够收入280块大洋,其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都要20块大洋。而当时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只是杂工,每月收入8块大洋,不但没有单独的住所,甚至连大衣都需要几个人共用一件。

曾经和胡适共事过的季羡林先生回忆,胡适待人亲切,无论对什么样的人,都是笑容满面,从来没见过他因自己的身份而“摆架子”。后辈在他面前,丝毫没有局促感,经常如坐春风中。

也正是因为胡适这样的性格,给青年时期的毛主席更多和胡适接触的机会,进而对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五四时期,各种新兴思想层出不穷,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,积极宣扬实验主义哲学。这种哲学思想强调对人的活动给予积极评价,一切学说必须经过实验证明,这样的观点积极推动了当时人们打破封建传统的束缚,更重视实际问题。

而当时的毛主席正在从曾国藩“大本大源”的思想转向对社会等实际问题的研究,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恰好引起了他的共鸣。而更加令毛主席佩服胡适的地方,是他将国外的实验主义哲学全盘中国化,将毛主席推崇的古代圣贤的哲学思想,也加以实验主义的诠释。

毛主席当年潜心研究过胡适诸多的研究著作,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,毛主席在谈及对红楼梦的研究时,还拿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来举例:“蔡元培对《红楼梦》的观点是不对的,胡的看法比较对一点。”足以看出胡适对青年毛主席的深刻影响。

1919年陈独秀被特务逮捕之后,胡适接办《每周评论》,所谈论研究话题也开始转向政治。他提倡“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”,并列举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问题。

当时毛主席不仅在思想上信奉胡适,在具体的实践中也遵从胡适的主张。曾经毛主席有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打算,但在出发前他突然决定留在国内,对此毛主席在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:

“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,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,研究本国问题。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,我所知道得还太少,假设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,则对本国更为有利。”

1920年毛主席对这件事作过进一步的解释,他说中国出过洋的几十万,好的实在太少,大多数是“莫名其妙”。自己曾经就“出洋”一事问过胡适,他对自己的意见非常赞同,而且胡适很早就写过一篇《非留学篇》。

胡适的这一篇《非留学篇》发表于1914年,文章中呼吁要设立国立大学,以改变国内没有高等学府的现状。其中有一句话:“若本国办了好的大学,就不一定要出国留学了。”这句话对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影响很大,甚至多年后还被毛主席引为同道。

毛主席曾和胡适商谈过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,在长沙租一所房子实行共产的生活。1921年8月自修大学创办,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,诸多杂志对此都发表评论表示肯定。其背后少不了胡适所起的参谋作用。

毛主席对胡适大力推崇,而胡适对毛主席也赞赏有加。五四运动爆发之后,毛主席创办了《湘江评论》,胡适对此表示了积极地支持,同时将其称为《每周评论》的“小兄弟”。

同年毛主席在上面发表《民众的大联合》,胡适看后在《每周评论》中作了高度评价。晚年时候胡适还在自己的回忆文中盛赞“我的学生毛泽东在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”。

1919年年末,毛主席率湖南各界代表团赴京请愿,要求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,期间毛主席专门拜访胡适,希望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,胡适爽快应允。驱张运动结束后,毛主席给胡适写信,想借胡适的声望继续解决湖南问题,这封信被胡适妥善保存到离开大陆,后得知被销毁,胡适hi哎深感惋惜。

“只要胡适不走,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”

五四运动之后,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他通过对实验主义哲学的研究,进而超越了实验主义,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。当时毛主席曾发表文章,对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作了分析,其中胡适被划为“非革命的民主派”。

为什么毛主席当时会这样评价胡适?

在五四运动之后,胡适也走上了争取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的道路,他极力主张“贤人政治”,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谋福利,容纳人的自由,爱护个性的发展。虽然他不赞赏社会主义,但还是前往莫斯科参观了三天进行研究。

后来胡适在回答关于苏联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等问题时,再次指出“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,都没有普遍性”,他不相信苏联的制度,却对他们力办教育表示了赞扬,称他们对内绝非“洪水猛兽”,而是“十分认真于建设的工作”。

为了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,胡适可以说做到了舍生忘死。当时他大肆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客践踏人权,国民党通过多种渠道警告,周作人也劝他小心为妙,但胡适毫不退缩,继续发表文章抨击,不少国民党高官成为胡适的抨击对象。

九一八事变之后,胡适从民族大义出发,接受国民党的委派,前往美国从事民间外交,利用自己的声望劝说美国对日制裁,对华援助,为中国争取国际上的支持。的确配得上毛主席所说的“民主派”头衔。

由于胡适在国际上的显赫地位,和驻美大使的身价,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,国共双方都看中了他,将他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,是民主建国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。

1945年胡适作为具有外交影响的知名人士之一,随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,董必武受毛主席的委托,争取胡适在民主建国的过程中,支持共产党合理合法存在。

同年蒋介石派人访问延安,商讨国共合作事宜,毛主席顺势托傅斯年向胡适转达自己的问候,争取胡适对共产党的支持,尤其想通过胡适来取得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。

傅斯年在延安虽然和毛主席长谈了一夜,但傅斯年认为毛主席的政治作风和他们理想的民主思想是相悖的。因此在转达毛主席对胡适的问候时,也将毛主席欲与蒋介石“争雄”的印象,转达给了胡适。

毛主席几次三番地诚挚邀请,结果却换来胡适倒向了国民党那一头,企业介绍反过来劝降共产党。

1945年董必武作为共产党代表,再度拜访胡适,而胡适像当初刚见到蒋介石一样,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,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,按照美国的模式走和平议会道路,从事单纯的参政党活动。

随后胡适又托人致电毛主席,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,将与董必武谈话的重点再次重申,希望毛主席考虑一下。此时的胡适已经将民主建国的希望寄予国民党,他已然将二战后的“中共问题”视为自己“民主建国”理想道路上的最大阻碍。

9月6日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,这成为胡适站队到国民党的最大标志。次年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,蒋介石等一众国民党要员盛情款待。同年胡适不顾众人反对,出席所谓的“国大”,通过了蒋介石的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,为蒋介石政府所谓的“民主”捧场。

当时的胡适虽然还热衷于学术,但不甘于远离政治的他,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蒋介石设下的圈套。内战爆发之后,胡适还大肆演讲,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,吹捧蒋介石所谓的“民主、自由、平等”。

1948年末,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,蒋介石派飞机将胡适接出了被共产党重重包围的北平城,胡适从此正式和共产党彻底决裂。

当时胡适身边很多人劝他留下,毛主席也曾说过,只要胡适不走,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。但这些话传到胡适耳朵里却不以为然,他坚持一意孤行,最终被列为国民党战犯之一。

“到了21世纪,那时候,替他恢复名誉吧”

在大陆解放前夕,胡适流亡到美国,但他继续坚持自己的思想,极力诋毁新中国,用自己的行动支持“蒋总统”。鉴于胡适在海外的影响,以及他和国民党的亲近关系,毛主席和共产党自然要予以反击。

1949年毛主席发表多篇评论,点名对诸如胡适、傅斯年等个人民主主义者进行批判,次年胡适的老朋友陈垣发表对胡适的公开信,劝说他正视现实,回到新青年为人民服务,然而胡适却不以为然,发表文章加以对抗。

同年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文章,批判父亲多年为国民党站台的行径,并公开宣布和父亲脱离父子关系。然而这只是大陆对胡适批判的先声,中央早已按部就班,开始清除胡适的思想流毒。

对于胡适的批判,意在肃清胡适对新中国学术界的影响,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。如果不能够彻底清除胡适思想的影响,无产阶级的学术体系就不可能迅速建立,也就无法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。

这一场批判由最初北大两个学院率先讨论胡适的思想问题,进而逐渐扩大到全国范围,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召开联席会议,经过21次讨论之后,将对胡适的批判推向了高潮,成为思想文化战线全面、大规模的政治运动。

毛主席和中央在发动批判胡适运动的同时,也没有完全放弃对胡适的争取。1956年2月,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全国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说道:

“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,我们托人带信给他,劝他回来,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?批判嘛,总没有什么好话。说实话,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,不能一笔抹煞,应当实事求是。到了21世纪,那时候,替他恢复名誉吧。”

1956年外交部顾问周鲠生出席联合国大会时,曾辗转向胡适传达有关信息,并劝他不要乱说。会议结束之后,周鲠生在伦敦见到自己曾经的下属陈源,劝说他回大陆看看的同时,希望陈源劝说胡适也能回大陆看看。

陈源将周鲠生的原话通过信件转达给胡适,然而胡适并不相信陈源在信中所说,尤其对于“是对你的思想,并不是对你个人”这句话,胡适表示“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”。

之所以胡适和共产党站到了对立面,主要是思想上的难以统一,胡适自知思想上和共产主义难以相容,因此也就不相信任何来自共产党的劝说,也因此失去了能够返回大陆的机会。

1957年春天,胡适在纽约因胃溃疡接受手术,他曾立下遗嘱,幻想着“光复”大陆之后,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,自己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。此时他自觉今生是不可能再返回大陆。

1962年2月24日,胡适在主持会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,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:适之先生千古,“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;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”。蒋介石对他的“知遇之恩”,最终使他放弃学术而从政,而蒋介石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帮助,给予他生前死后的莫大殊荣。

在胡适死后蒋介石颁布褒奖令,其中这样写道:

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, 沈潜道义, 浚瀹新知。学识宏通, 令闻卓著。首倡国语文学, 对于普及教育, 发扬民智, 收次甚宏。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, 团结学人, 危身明智, 正气凛然。抗战军兴, 特膺驻美大使之命, 竭力殚精, 折冲坛坫, 勋猷懋着, 诚信孔昭。胜利还都以后, 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, 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, 弼成宪政, 献替良多。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, 鞠躬尽瘁, 罔自顾惜。遽闻溘逝, 震悼殊深! 综其平生, 忠于谋国, 孝以事亲, 恕以待人, 严以律己, 诚以治学, 恺悌劳谦, 贞坚不拔, 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, 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。应予明令褒扬, 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。此令。

胡适一生坚持自己的思想,却被蒋介石所利用,彻底站在了共产党和人民的对立面,至死没有再回到大陆,只能葬身于台湾。其一生的是非功过,自有后人评说。